郭可铨工程师是我国老一代的水利水电科研工作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于1953年从石油工业部调到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工作，1954年负责筹建位于北京东郊定福庄的科学试验所，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我们习惯尊称他为“郭总”。他带领十几位新毕业的大学生，规划设计建成水工试验厅和土工、材料、电气三个试验室，并进行了上犹江、官厅等水电站工程的整体、断面模型试验。1956年电力工业部组建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科院前身之一），他不辞辛苦带领几位同志骑着自行车奔走于木樨地，八大处，模式口几处选择院址；最后几经周折才获得“南院”这块宝地。他为此付出了心血和劳动。
    我于1958年到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工研究所工作，与郭可铨工程师共事四年。1961年我任水工研究所一组组长，他任副组长。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总理为部分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后，他任组长，我改任副组长，直到1964年。我们彼此配合相处很好。他的言谈举止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郭总为人热情，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工作认真。虽然他在基础理论方面没有像几位高研那样精湛，但在生产试验方面经验丰富，他亲自参加和指导三门峡、刘家峡、新安江等许多大型水电工程模型试验，并认真审查、修改试验技术成果报告，为工程设计提供可靠的数据。他热心帮助青年提高业务水平，关心群众，平易近人，有事共同商量，有问题共同探讨，没有架子，和大家打成一片。
    由于他个人历史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64年7月调北京水电设计院，后调水电第五工程局。文化大革命在秦城狱中度过八年，1975年平反复出后已进入花甲之年，岳城水库又和我相见（当时我在水电学院工作），常常谈起往事，没有任何怨言。还主动要求参加干部劳动。
    1980年调水利电力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他有较高的法语水平，口译笔译均流畅准确，在引进国外技术资料，外事交流工作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81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又担任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四化办公室主任。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多次外出考察和参加会议，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积极提出有关三峡建设、西部开发等建议，努力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郭可铨工程师于1985年在北京病逝。我永远怀念他。
    总之，在水工所工作的七年，心情舒畅，获益非浅。优良的所风深深地感染着我；“一切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渗透人心，无论是生产试验还是专题研究都强调：“质量”不追求“数量”；浓厚的学术空气，多样的学术活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项目多、任务重，全所各组不求名利、互相协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党政关系密切，配合默契，相互支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动群众，保证了各项任务顺利进行。领导信任我，培养我，提高我的业务水平，锻炼我的工作能力，群众相信我，我也相信群众，和组内同志们真诚相待，形成团结的战斗集体。这一切一切都是可贵的，都是值得珍惜的，永远也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