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放劳动
    1960年组织派我带领66人下放安徽凤阳参加劳动，我任大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土工所刘嘉才任队长）。当时正值全国自然灾害时期，又受“大跃进”的影响，凤阳是重灾区，群众生活极度艰苦。一年时间，我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个人都经受了严峻考验。对于我来说更是责任重大，那年我28岁，从没有去过农村，自入党以来也从没有这样独立工作过，且环境生疏、条件恶劣，人们思想动荡，不但要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劳动，还得努力去做政治思想工作，顾全大局，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在凤阳县委的领导下，下放干部党、团支部、小队队长团结协作，相互支持，终于完成了任务。
    二月中旬下放干部大队人马到达凤阳县，受到县委的热情欢迎，住招待所，吃大雁酒席，同志们初到县城，一切都新鲜，积极性很高，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出了不少笑话，如帮助打扫庭院，误将胡萝卜苗当成野草锄掉了，不认识豆饼，误以为是猪饲料，惹得老乡不满意。三天后进村，水工所王俊勇、高又生、郭志杰、欧阳兰勋、袁世增、吴寿荣、叶松和我共8人与机电所五位同志合编为第五小队，小队长赵政声，副小队长王俊勇，分住在社员家中，每人每月定量24斤左右，2两油，全部入伙食堂。第一天就吃到了豆饼窝头，这是我们有生以来从未尝到过的，实在难以下咽。第二天开始和社员一道劳动，男同志锄地，女同志拾野菜，由于不认识野菜的形状，只能参照人家给的样品一棵棵选拔，女社员们一个人半天可摘满一箩筐，而我们四个人半天却连一筐都没有摘满，很觉得惭愧。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寒冷，青黄不接。每天“两稀一干”，早晨是野菜、豆饼、白薯干熬的黑糊糊，稀得似水，每人一大勺定量，喝完了下地干活，几次小便后就感觉饿了；中午每人一个豆饼白薯面窝头和一勺没有油星的水煮菜，晚上仍是稀糊糊。劳动时间长，劳动量又大，总感到肚子空空的。老乡们有自留地，可以煮葱头，土豆瓜菜代做为补充食品，而下放干部什么也没有。县委为照顾我们，每人每月发一斤果子（点心），大队派人去县里取回分发给大家。后来大队决定每人每日可增加一斤青菜，各小队自行烧煮充饥。当时为了保持中央下放干部的好形象，大队规定：不准由家中寄粮票，不准进城到饭店吃饭，不准私自买点心吃（现在反思这些规定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我们这些机关干部的具体情况，确实有些过于苛求）。五月份麦收到来，忍受一冬天饥饿的社员们在地里边收割边吃生麦粒，他们等不及加工磨掉麦壳，只用手搓搓吹吹，就一把一把地塞入口中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还有那些蹲在房前屋后太阳地里因浮肿而失去劳动力的社员们；那些营养骨瘦如柴的娃娃们……，大家看着眼前的悲惨情景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情。
    凤阳下放的一年是艰苦奋斗的一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争、与疾病斗、与思想斗……环境卫生条件差，劳动量大，粮食不足，营养缺乏，同志们的体质急剧下降，各种疾病乘虚而入，拉肚子、打百子（虐疾）、浮肿，有些疾病由于免疫力减弱而复发，大家努力坚持着。除叶松同志因肺病复发提前离队外，水工所七个人都坚持到了最后。高又生、吴寿荣浮肿得历害，袁世增长期拉肚子脱水倒路上，被过路的社员送医院抢救，几乎每个人都消瘦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私毫不倦怠，在劳动中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1960年底下放干部返京时，社员们含泪送到大道上，我们的汽车开动了，他们还恋恋不舍地不肯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