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科院南院东侧是蜿蜒的京密引水渠，渠的左岸是西城区三里河地区。三里河地区商店、邮局、银行、影院集中，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国水科院的北院和南院离西城三里河的距离都很近，中国水科院的职工及家属经常去那里娱乐购物，对那里的地理环境就像对自己的老邻居一样熟悉，但要问你：三里河清真寺在哪里，清末抗击八国联军的著名回族爱国将领马福禄的墓地在哪里，除了院里的几位回族职工以外，能够回答得上来的人可就是凤毛麟角了。
     三里河清真寺就座落在在西城区三里河中巷（三里河一区52栋2号），从万方商场向北走20米左右，穿过民族宾馆就到了清真寺的大门前，清真寺又称清真礼拜永寿寺，它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北京市内主要的清真寺之一。现寺内仍保存着明天启甲子四年1624年）的所立一尊石碑，碑文上刻有明进士石三畏所撰写的《重修清真寺碑记》，详细记载了重修清真寺的情况。从碑文中可以得知，三里河清真寺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经过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增拓，到天启三年(1623年)进行重修，三里河清真寺已有相当的规模。
    伊斯兰教是与佛教、基督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是作为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大文化，公元七世纪初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它是由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所创，目前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近10亿，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分布，我国的回、东乡、维吾尔等民族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又被称作穆斯林。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是《古兰经》，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清真寺文化是中阿文化互相交流与融合的产物,是各族穆斯林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集中体现了宗教、民族、教育、建筑、书法、艺术等方面的历史文化。全国现有清真寺２千多座，北京市现有清真寺68座。过去清真寺是穆斯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平时，穆斯林到清真寺沐浴、礼拜、举行宗教仪式，清真寺还担负着举办宗教教育、传播宗教常识和学问的使命。每逢主麻日、会礼日，清真寺就成了伊麻目讲经宣教的讲坛。清真寺既是“聚众礼拜”的地方，又是穆斯林排解纠纷、评判曲直的场所。历史上，在穆斯林抗击反动统治斗争中，它又曾是穆斯林团结战斗的坚强堡垒。
    据史书记载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政权后，对各种宗教尤其是对伊斯兰教采取保护的政策。在明朝初期，北京地区的回族已经比较多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城内外都形成了一些较大的回族聚居区。阜城门以西，三里河一带就是当时北京回族的聚居区之一。一直到解放初期这里还有一个叫三里河的村庄。在明景泰七年（1456年），在三里河一带已经开辟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墓地，作为专门埋葬穆斯林遗体的义地。在修建三里河清真寺前，清真寺的原址曾是一个佛教寺院，其中的一处僧房，起了一个风雅幽默的名字叫“翁僧荒堂”。但佛教寺院是由何时修建，翁僧荒堂”因何起名，现已无从考证。到了清代，三里河清真寺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清乾隆皇帝为清真寺题写了“清真礼拜永寿寺”的门楣。清真寺现占地面积2.5亩，建筑面积2837平方米。清真寺为殿堂格式，由寺门、外院、照壁、大殿、南北讲堂、办公室、男女浴室等组成。寺门为石砌，石门匾额上书“清真礼拜永寿寺”。寺内宽敞明静、雕梁画栋、花草繁茂，古树参天，使古寺更加显得庄严肃穆。大殿座西朝东，为中国传统起脊式建筑，大殿由前棚、前身、后窑殿三部分组成，大殿内部宽敞明亮，采用中西合璧、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把阿拉伯的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的建筑手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更加突出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内涵。大殿南北建有厢房，南为讲堂，北为学堂。殿后有六角亭一座。寺内有阿拉伯文碑、王岱舆先生碑、重修清真寺碑等7块石碑，其中在寺西北部的两块石碑分别是马福祥及其夫人的墓碑，碑文由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撰写。这些石碑饱经了岁月的沧桑，现碑刻上的的图案已有些模糊，部分文字也难以辨认，但它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古清真寺历史的见证，是考证我国伊斯兰教发展和三里河清真寺历史的重要依据。据史料记载，在清真寺大门外原先还有石桥一座。寺界内原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回民墓地（现国家信息中心以北），墓地占地方圆十七华里，俗称三里河回民墓地，当年京西一带的回民去世后大都葬在此处。
    说到三里河回民墓地，就必然会联想到清末著名回族爱国将领马福禄。马福禄，字寿三，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 韩家集人，生于1854年，光绪二年(1876)中武举，光绪六年(1880)中武进士，充皇宫侍卫，旋以父病归河州家居。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湟撒拉族、回族起义时，奉陕甘总督杨昌浚之命，招募步骑，组成“安宁军”，配合董福祥、马安良等部前往镇压，被保擢以总兵记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董福祥所部甘军调往京师，马福禄随军驻正定，其部称“简练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中旬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英海军司令西摩尔率2000余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马福禄被派“往阻西兵进京”，率所部三千余人与义和团共同猛攻聚集在廊房车站的侵略军。马福禄带骑兵从左诱击，又以步兵自右伏击，奋勇当先，“挥短兵入阵，喋血相持”，激战两小时，毙伤敌军44名，迫使侵略军退往杨村车站一带，继而返回天津租界。《清史稿》称此战役：“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六月下旬，义和团在北京攻打各国使馆，八月马福禄奉命率部回防京城，据守正阳门城楼。当时侵略军在城头前设立10座木栅，逼攻正阳门。十二日马福禄率敢死队与攻城英军激战，接连攻取敌人9个栅卡。十三日晚大雨滂沱，马福禄的左臂中弹负伤，他裹起受伤的左臂，冒着大雨率领敢死队闯入侵略军阵地，向敌人最后一栅卡发动进攻，在即将冲入使馆时，敌军疯狂反扑，马福禄不幸中弹，为国捐躯，时年46岁。其族弟马福贵、马福全、族侄马耀图、马兆图及部下战士百余人同时阵亡。为表彰马福禄，清朝廷追封马福禄为振威将军，谥忠烈。马福禄牺牲后就安葬在三里河清真寺界内的三里河回民墓地。
建国初期，曾规划在三里河回民公墓一带修建飞机场，要将地面的房屋、坟墓一并拆除。墓地被迁移前，周恩来总理特地召见了马福禄的儿子马鸿宾，向其说明了迁坟的意图。马鸿宾深知大义，积极支持国家建设，同意迁移其父马福禄的墓地。周恩来总理特派专列护送将军灵柩从北京三里河墓地迁回老家甘肃临夏。后来修建机场的规划被否，1955年后在三里河墓地原址建了财政部、一机部、二机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等部委办公大楼和宿舍区。　
    文革期间，三里河清真寺遭到了破坏，穆斯林群众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导下，党和政府对民族、宗教工作非常重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伊斯兰教复了正常的活动。1982年在北京市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三里河清真寺进行了全面的整修，寺内所藏文物也得到很好的维护与保养。由于三里河清真寺历史悠久，建筑风格独特，文化内涵丰富，被北京市文物局列为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古老的三里河清真寺焕发出了青春，它将在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宗教和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寺门上的匾额

大殿

寺内的古树

寺内石碑

寺内石碑